8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通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陈小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西省赣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近年来，新冠疫情和局部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很多人陷入艰难境地，普通人如此，经济学家也如此。但经济学家面临的困难早已显现：绝大多数政界、学界、商界的经济学家既未能成功预测2008年后的大衰退，也没能预测这场大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给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造成严重信誉危机。那些所谓的“专家们”为大衰退开出的药方千差万别，央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推出的天量货币宽松政策则在实现通胀与增长目标时频频失败，于是，公众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及其经济学家。

为何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为什么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今日不再奏效？

一旦掌握了经济停滞和传统经济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政策应对自然水到渠成。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尚未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资本回报率相较新兴经济体更高时，人们形成了一套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统观念。如今，环境已然不同，想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提高政策有效性，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政策观念。

何谓“被追赶的经济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被追赶的阶段。在“被追赶时代”（PursuedEra），经济体的政策辩论依然受到已经过时的“黄金时代”假设的影响，这种不匹配导致了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和对财政政策的依赖不足，这些政策正在扭曲经济并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中加剧不平等。如今的发达经济体皆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长达数世纪的“节俭悖论”直至工业革命到来方才告终。新产品及用于制造产品的机器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量投资机会。私人部门只有在确定能找到足够多具有投资收益的项目来偿债时，才会开始借款。金融部门也因能够满足新出现的资金需求而有所发展。这些项目依靠债务融资筹措资金，但只要项目收益足以偿还债务，这个过程就将持续下去。

由此将开启一个良性循环，投资创造了更多就业和收入，并反过来提供更多储蓄，为新增的投资提供资金。

没有人能对投资机会的可得性予以保证。它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商人判断投资机会的能力和其借款意愿、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的成本、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经济及世界贸易的状况。

每个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已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而言，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更加重要。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等重要。根据不同的工业化程度，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将经济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经济体，此时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成熟经济体，已跨越刘易斯拐点；被追赶的经济体，已跨越拐点，此时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刘易斯拐点指的是特定时点，在该时点城镇工厂已完成对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城镇化经济体

工业化初期，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只有少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拥有技术知识，并将其用于生产和交易商品。世代居住在农场的家庭并不掌握那样的知识。当他们为了寻找工作向城市迁移时，能贡献的仅有体力。在工业化转型的城镇化阶段，大部分的收益都由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获得，其他人群仅成了为城市实业家提供体力的工人。此时，由于在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人的工资常年低廉，直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因为资本家在这一时期利润丰厚，他们继续将利润再投资，以赚取更多的钱。由于工资水平受抑制，工人无法拥有高储蓄，因而大多数投资必须由资本家“自筹资金”。换句话说，资本家的投资受自身储蓄的限制。持续的高投资率意味着国内资本积累和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非常快。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起飞期。

●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经济体

随着企业主继续积累资金和扩大投资，经济最终到达了刘易斯拐点。此时，城镇化基本完成，劳动力总工资开始更快增长。随着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消费的份额也将增加，而投资的占比会下降。同时，普通公民购买力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大多数企业仅通过扩大现有产能就能提高利润。消费和投资都将迅速增加。

这一阶段的经济通常是由制造业推动的，其进一步推动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制造业工人不需要接受昂贵的教育，所以当制造业主导就业机会的创造时，工资提升就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从底层开始的工资增长自然也会将整体工资提升到更高水平，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受益。

更高的工资和由此产生的普通工人购买力的爆炸性增长促使企业扩大投资，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企业寻求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以支付逐步上涨的工资；其次，企业希望扩大产能，以满足工人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提高生产力和扩大产能的投资增加了借款的需求，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工业化的第三阶段：被追赶的经济体

一旦一个国家被技术娴熟的竞争者追赶，且通常该竞争者拥有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或被追赶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在国内寻找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将变得更具挑战性——直接从追赶者那里购买股票或直接在国外投资往往能获得更多收益。换句话说，国外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国内。被追赶的经济体的企业仍在投资，以满足股东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但不一定是在本国。当行业对手开始在海外生产时，许多企业也被迫在海外投资。

一旦进入这一发展阶段，企业就不再有同样的动力投资提高国内的设备以提升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或产能，因为有了可行的替代方案——投资海外或直接向海外低成本生产厂家购买。在股东要求提高资本回报水平的持续压力下，企业被迫将投资转移到能提供更高资本回报水平的地方。

持续增加的家庭储蓄和企业借款大幅减少，将推动经济走向第三种情形，即私人部门开始出现财政盈余。便宜的进口产品激增和国内工资增速放缓缓解了价格的上行压力，而通胀率下降和借款需求减少则对利率造成了压力。

在今天被追赶的时代，企业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设施。如果国内的通胀率由于央行的宽松政策而超过国外的通胀率，许多公司将把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工厂以保持竞争力，这会导致国内的就业和投资减少。这与2％的通胀目标想实现的效果正好相反。遗憾的是，经济学未能反映这些以及过去30年来发生的许多其他根本性变化。今天，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面临两场“战争”：一场是它们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另一场是它们正在被日益成熟的新兴经济体追赶，这些经济体提供了诱人的资本回报率。发达经济体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这意味着它们的经济重获前进动力所需的增长速度必须特别快。因此，这些经济体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要达到这个速度，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所有被追赶的经济体中，美国拥有一个最有利于增长的税收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创新者。但是，随着富人越来越富有，而其余80%的人口在过去20年里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毁掉过去成就的诱惑越来越大。社会反弹包括来自左派对富人增税的动力和来自右派阻止移民的动力。80%的人的愤怒也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选民支持的原因。

因此，被追赶的经济体面临的政治挑战是，在公共债务如此庞大、不平等如此明显、绝大多数人多年来没有实际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如何说服选民维持和改善经济增长所需的有利于创新者的税收制度。

被追赶的经济体要保持领先，需要三管齐下

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没有太多的低价投资机会，而且人口正在老龄化，推动增长的政策制定者应将其结构性改革的努力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寻求供给侧改革，如放松管制和减税，以提高国内的资本回报率。

第二，鼓励劳动力市场提高灵活性，以便企业能够采取规避措施来抵御追赶者。

第三，改革教育系统，以应对被追赶经济体特有的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和不平等问题。

这三个挑战是处于被追赶阶段的经济体所特有的，而这三个政策是其保持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必要条件。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更加关注贸易赤字以保障自由贸易，并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在结构性改革的这三个方面，美国应对日本的现实经验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一个被追赶的经济体失去其高科技领导地位，并在20年后重新获得的故事。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幅减税和放松管制——通过提高国内的资本回报率，解决了被追赶经济体的三个挑战中的第一个。这些政策鼓励创新者和企业家产生新的想法和产品，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当里根降低税率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时，有想法和动力的人便注意到了。随后，这些人开始在许多方向上推动技术发展，最终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重新获得了对日本的领先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认为美国会从索尼、松下和东芝等日本企业手中赢回高科技的领导地位，然而今天，日本企业的东京办公室也摆满了苹果、戴尔和微软等美国品牌的产品。

“日本式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不可战胜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正处于一个有许多正反馈循环的黄金时代，而美国已经进入了被追赶时代。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赞美“日本式管理”的优点，因为现在处于被追赶时代的日本企业正在努力解决30年前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其中一些企业已经破产，或者被来自追赶经济体的企业接管了。事实上，我正是在注意到今天的日本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与30年前的美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相似后，才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这也意味着，随着经济体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管理和劳工都必须改变。

里根还通过大力推动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应对被追赶经济体的第二个挑战。他解雇了那些无视联邦法规而进行罢工的民用空中交通管制员，并以军事管制员取代他们。这一大胆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最终瓦解了仍在试图扩大黄金时代成果的工会。

一旦国家进入被追赶阶段，整个经济必须变得更加灵活，以使其企业能够采取规避行动来抵御追赶者。外国竞争者可能突然从某一地方出现，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面对这样的竞争，企业必须缩减或放弃不再盈利的产品线，并将资源转移到仍然有利可图的领域。

这些艰难的决定——必须毫不迟疑地做出——使企业难以维持基于资历的工资和终身雇佣制，因为这两者都有效地将劳动力变成了固定成本，并削弱了管理层采取规避行动的能力。实现这种灵活性是一个新的挑战，是被追赶的时代所特有的。

相比之下，在黄金时代，当一个国家成为全球领先者，或者正在追赶某经济体而没有被其他经济体追赶时，通常不需要采取规避行动。前方道路充满希望，后视镜中看不到任何追赶者，企业采取前瞻性的方法，专注于寻找优秀员工并长期聘用他们。因此，基于资历的工资和终身雇佣制是黄金时代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在成功的企业中，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持一个稳定和可靠的员工队伍。在美国，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其他顶级企业在黄金时代都有终身雇佣制度。

里根的放松管制、减税和反工会行动增强了美国企业抵御来自背后竞争对手的能力。尽管这些措施伤害了劳工，并在某些方面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1990年后美国的复苏很有可能会弱得多，或者完全失败。在尝试了从保护主义和货币贬值到学习日本的管理技术等各种方法后，美国得出结论，当一个国家被经济体从后面追赶时，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跑得更快，即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产品和设计，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扩张。

关于第三个挑战——拥有合适的教育体系以满足被追赶经济体的人力资本要求，对于被追赶的经济体来说，对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考虑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能够产生新想法和新业务的人数，以及如何激励他们专注于创造性工作。

在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学生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教授所说的话，可能只能得到B级；A级要求他们超越课堂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训练鼓励学生挑战现状，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提出新想法和创造新产品。

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应该要求所有学校的教师关注那些有可能做出新的、有趣的东西的学生，并鼓励这些学生保持创造热情。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人都能回忆起著名的本土创新者和企业家的名字，但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是，这样的人是否足以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所有发达经济体现在都处于被追赶的时代，它们都需要更多的创新者。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创造一个允许创新者蓬勃发展的环境。人口众多的国家往往也需要更多的创新者。

新兴经济体须未雨绸缪

虽然不能保证永远有投资机会值得借钱，但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基本上有两条增长途径可供企业选择。它们可以尝试开发让客户惊叹的新产品和服务（策略A），或者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策略B）。

今天，新兴经济体可以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对于尚未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来说，对增长至关重要的政策包括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消除腐败，改善教育和公共卫生，并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将借贷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些政策必须在推行较容易的策略B的同时实施，这样当工资高到足以吸引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时，该国将积累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以转向策略A。

政府还应该在这一假设下运作：黄金时代典型的税收快速增长将在未来放缓。因此，必须用税收资助的项目应该在经济仍处于黄金时代时实施。政府应该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在不停地上调符合养老金条件的退休年龄。这些上调证明，在这些经济体黄金时代引入的最初的养老金计划，是建立在对增长和人口统计学的乐观假设的基础上的。

政府还应该修改和完善教育系统，以避免阻碍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尽管在一个国家追赶其他经济体时，这样的人似乎价值有限，但当其进入被追赶阶段时，他们将成为增长的关键动力。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由人文教育体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以便有一天他们能够挑战现状，提出新的想法和产品。

现在正享受后刘易斯拐点黄金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最终将进入被追赶阶段，并面临各种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行列，这些变化可能会提前到来，而不是推迟。一些新加入全球化的国家会降低被追赶经济体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税法和法规等制度安排绝不应该被视为永久性的，随着经济体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它们就必须被修改。

另外，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和街区不应该以现代化的名义被拆毁。一个国家发展得越快，这种文化遗产就越重要，因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人们需要能够在心灵上扎根。他们需要心理上的家园，在那里他们可以重申他们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历史街区和纪念碑也会吸引外国游客，这可以帮助国家赚取外汇。

在这个领域，新兴国家应该向欧洲学习，欧洲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国游客，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美丽的建筑遗产。即使欧洲的高科技产业在某些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和亚洲，但旅游业每年仍然吸引着数百万美国和亚洲的游客。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来自这些国家建筑遗产的收入比来自不稳定的竞争极其激烈的高科技部门的收入更加稳定可靠。

新兴经济体还应该意识到，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反对自由贸易的社会反弹，这种反弹既源于“迷失的一代”，也源于平衡贸易机制的消失。“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和“购买美国货”的拜登政府的出现，可能会使新兴经济体更难进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除非它们对来自被追赶国家的商品开放市场。

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接受对其自身经济的更多改变，如提高汇率和降低对来自发达经济体进口商品的关税。而对于采取基于策略B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想继续享受被追赶经济体的市场准入优惠，就必须尽快做出改变。

（作者系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辜朝明著《被追赶的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如何理解与应对新现实挑战》，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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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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